一、在徐广泽指导下开展橡胶育种工作

　　1952年10月，我被分配到华南垦殖局海南垦殖分局生产技术处育种科任技术员。

　　在海南垦殖分局2年半的工作中，尤其是1954-1955年，在徐广泽工程师（出生于马来西亚，幼年回国学习，1937年中大农毕业后又到马来西亚从事橡胶栽培与育种研究近10年，1946年再回国于中大农任教，1954年主动要求调到海南垦殖分局工作）的直接领导与指导下，我参加过橡胶育种苗圃、橡胶育种站的筹建，橡胶育苗、芽接，以及优良母树的普查与精密鉴定等部分工作。所谓普查与精密鉴定，即首先发动广大胶工自报各自割胶树位的高产单株，初入选者再挂牌记录每割次的乳胶产量，每月上中下旬测定干胶含量3次，再折算每月的干胶产量，年终总评。几年后入选者再用其芽条芽接，建立无性系比区；或用其做母本，进行有性杂交，取得杂交种子建立有性系比区（这一部分我尚未参与就赴研究所学习了）。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我对橡胶选育种有了一点点肤浅的感性知识，尽管这只是随工作需要而进行的零星实践而已，尚未系统化，但对于一个对橡胶选育种工作完全陌生与无知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和启迪。

二、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学习并进行橡胶选育种研究

　　1955年3月初，我被本单位派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的前身），跟随苏联专家叶尔马可夫学习橡胶选育种科学技术；也就是离岗带薪进修，人事工资关系仍保留在海南垦殖分局。

　　到达热作所遗传育种室（第5室）后，立即被安排到“橡胶树产胶遗传规律研究”课题组跟班学习。这个课题是苏联专家主持、副所长彭光钦先生为副主持的“第一综合研究题”中的一个分课题（除第5室外，1，2，3室也各有一个分课题）。“第一综合题”是属培育部的，课题主要负责人是黄宗道（2室）与邓励（1室）两位本所专家。我被指定为这两位专家的助理。具体任务是：负责与生产部门（垦殖局与垦殖场）联系借调参试人员，其中，技术员10人、技工30余人，其工资由热林所支付，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培训参试人员并负责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试点的选点、点上工作人员的工作与生活安排；带领参试人员到试区内为植株编号，等等。因此，担子实在不轻。

三、深入调查海南最早生产性种植橡胶的种源问题

　　解放初期，为颂扬爱国华侨对发展祖国橡胶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号召与鼓励广大群众投身到橡胶大发展的建设事业中来，有关领导人及学者纷纷发表讲话及文章。但他们提到引种海南的橡胶的种源时，有的说来自马来西亚，有的则说来自爪哇……，其说法不一；关于最早引种的时间，其说法差别更大，有的说最早引种是1902年（如广东省府办公室行政处长郑天保1952年1月21日在《南方日报》上发表的《元旦广播词》），而多数学者则说是在1910年（如粤府省主席陈铭枢等著《海南岛志》及其他人的著作），还有说是其他年代的；至于第一个引种人，有的说是何麟书，也有人说是曾金城。

　　当时热带作物研究所橡胶育种研究工作刚起步，一切得从零开始，因而对搞清楚海南橡胶的种源极为重视。为了科研工作需要，研究室与课题组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记得有一天，本课题组在研讨如何深入进行课题准备工作时，有人提出，要做好橡胶的选育种工作，尤其有性杂交与产胶遗传规律的研究，必须首先弄清橡胶的种源。当时与会的所部老科研人员杨裕河，立即把他于1953-1954年在本所资料档案室查阅收集到的一份《橡胶树在世界各地（含海南）引种》的文献资料提供了出来。经会议认真讨论分析认为，现有的资料对于种源等我们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仍没有定论。会议作出再做一次深入调查的决定。同时认为所急需的种源资料与本课题开展密切相关。会议决定把这个“深调”任务交给我去完成。这样一来，我既要参与并保证做好“第一综合研究课题”的借调参试人员、培训参试人员及选点等繁重工作，又要按时做好本课题研究的准备工作，还要同步进行“深调”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经反复思考决定采取“三管齐下”的办法：（一）在试点上工作时，“挤时”就近做“深调”；（二）有空闲时“抢时”远程做“深调”；（三）回所休整时“争时”（争分夺秒）或做室内资料查阅，或就近在广州做“深调”，或整理“深调”资料，等等。

　　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到海南地区与本所资料档案馆（室）查阅（摘抄）文献资料约30多本（篇）。特别是跑到有关企业单位和企业家的家里进行访问调研，并获得了一批企业合约（如侨植生厂合约等）、企业股份簿（琼安垦务有限公司股份簿）以及企业家的个人自传（如曾金城自传）等原始资料。此段时间总计行程约1000余公里，访问调查的单位及个人的家庭20余个，摘抄原始资料10余件。

　　主要资料搜集来了，下一步就是整理与分析。前后共约花费一个多月时间，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整理、比较与研究，最后把儋县（今儋州市）那大片面积最大而著名的侨植与天任等胶园，按母子（种源）关系、以创办年代为序，编成2个系列表，让人一目了然；同时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橡胶树在我国（应是在海南）引种历史上的两个问题》论文，发表在《热带作物研究通讯》1957年2月创刊号上。

　　我在该文中，经过论证，明确肯定：1906年由马来西亚华侨何麟书把三叶橡胶带回祖国，种植在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市）崇文乡合口湾（今东太农场坡塘区18队），即著名的琼安胶园，开创了大面积种植橡胶成功的先河。从而，首先真正搞清了海南生产性种植橡胶最早引种时间及其来源和引种人，澄清了各种不足为凭的传说——这算是我对橡胶事业做出的较大贡献吧！

　　附：20世纪50年代初，海南的老胶园还处在四周原始森林包围之中，湿度很大，蚊虫很多，山蚂蝗也多。胶工们每天凌晨进胶园割胶时，头部必须包上毛巾（只留出双眼）以防蚊子叮，脚上必须穿上外涂肥皂的长筒水鞋以防山蚂蝗咬。若被疟蚊叮了，则极有可能发生恶性疟疾，这就有生命危险；如被山蚂蟥咬住了，则是它吸饱了血才会落下，伤口还会几天流血不止。为了完成科研工作任务，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小头目的我，不管当时环境多么险恶，也无所畏惧，经常甚至每天都深入到胶园中工作。我就这样坚持了近3年的野外作业，基本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全部任务，直到1958年秋被政治风浪冲击下海。但多年来并未被惊涛骇浪所淹没，而最终又爬了上来。这也是一大幸事了！

（胡奇 中国热带农业科、华南热带农业大原院校长办公室秘书，农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