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本文作者刘松泉在研究橡胶育种

      1990年5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我代表中国第一代橡胶树科研工作者向总书记汇报了“两院”艰苦创业的历程和为橡胶事业做出的贡献。总书记听后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应该将这些情况好好给青年一代讲一讲。我想这也是我们老一代人的义务和责任。下面我汇报三个问题。
　　一、服从党的需要，踏上橡胶树育种科研苦旅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帝国主义宣布参战，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10月19日，我国人民志愿军出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2月，美帝就下令封锁我国港口，禁止别国把天然橡胶卖给中国，妄图以断绝这种重要战略物资供应的卑劣伎俩，使我国在战争中失利。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8月1日召开第100次政务院会议，做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集中力量在华南大力发展橡胶，以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1951年11月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元帅兼任局长，统管华南五省区植胶事业。1952年7月，人民解放军两个师、一个独立团改编为林业工程一师、二师，林业工程独立团参加橡胶树种植事业。组织东南亚国家的归侨担任某些种植橡胶的技术工作。同时高教部要求全国高等院校农林系师生参加橡胶树宜林地的勘测和规划建立国营农场的工作。当时的这批知识分子包括一批年近古稀的老专家老教授和年轻同志对国家的这一号召是抱着满腔热情积极响应的。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当时，这批知识分子每天要带上行李干粮步行几十里，进行勘察丈量工作。他们头顶青天，脚踏草地，晚上没有住处，就钻进简易茅棚席地而卧。为了配合橡胶生产，决定在华南垦殖局下设立特种林业研究所进行橡胶树的科学研究工作。1953年高教部发出号召要求高等农林院校派出讲师以上人员支援华南筹建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当时我是南京农农学系讲师，对于党的这一号召在思想上展开了斗争，是留在南京过舒适的日子，还是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的单位去?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许多苦难的经历又浮现在眼前——我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只身离开家乡浙江平湖到内地求学的。不久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我靠救济读完高中。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土很快大片沦陷。1941年5月的一天，日本飞机20多架来疯狂轰炸丽水，仅在半个小时内就把这个县城夷为平地。飞机每天在上空盘旋和用机枪扫射。在这危急关头，提前发了高中毕业证书，我跟着逃难的人群仓惶出走，丢弃了棉衣棉被，带上单薄的衣物，每天步行80里。饿了啃干粮，渴了饮山泉水。没有被子，夜晚钻进稻草堆度过永夜。后来到江西考上大学，虽有贷学金，但很少的贷学金只够买白饭吃，我有两年多时间就是靠青辣椒加盐当菜。而后靠垦荒种菜来维持生活。无钱买衣，我只穿仅有的一件毛衣和一条短裤，赤脚穿木屐，度过-3℃的寒冬。在大学4年中逃难2次。在当时毕业就是失业的情况下，毕业后，我有一个星期忍饥挨饿，是老乡救济了我才活下来。后来靠老同学父亲的帮助，才找到一个中学教员的职位，勉强过着温饱的生活。1948年，我在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关怀下，又转到南京农执教。想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当党发出号召要求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是责无旁贷的。我说服在旧社会曾经和我共患难的爱人，带领全家离开金陵古城，到广州特种林业研究所工作。
　　特种林业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原英国领事馆内，研究对象是巴西橡胶树。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橡胶树，大学教科书中没有关于橡胶树的内容，林编著的树木志中有橡胶树这个名称，但无详细资料。1952年广州试种过橡胶树，但冬季低温下枯干，第二年再发，根本不可能搞科研。后来听说海南岛解放后有人调查过，解放前我国华侨种植的橡胶面积共3.23万亩，有106.65万株橡胶树，开割树约有64万株(包括云南）,年产干胶199吨。
　　我们要研究橡胶树首先要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去认识橡胶树。因此，所里决定从调查橡胶园着手进行科研工作。1953年7月全所人员包括老教授分几路出发到海南老胶园调查研究。当时特种林业研究所(后改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有一条规定——凡是出差工作的人都要带上行李，给每人发一顶蚊帐、一块油布和一把大雨伞，以便在无人烟的荒郊野地露宿。因为当时海南岛是十分荒凉的。我参加到海南那大一路的队伍，肩负着接管海南垦殖分局建在海南联昌的那大橡胶研究站（接管后改为研究所直属的海南联昌试验站）的任务。为准备野外露宿，带上了帐篷、帆布床、小凳子和餐具等必备行李。
　　那时的交通情况是很差的，广州到雷州半岛的公路是泥路，汽车开过红土飞扬，我们坐在敞篷车内，走了3天，到海安时个个成了“红毛鬼”。从海安到海南岛要过海峡，一天只有一班轮渡。为了赶时间，我们就坐很小的机帆船，大家挤在船舱内。未出港时，大家第一次看到海洋感到新鲜，有说有笑；但一出港口风浪就大起来了，海浪不断拍打船的顶棚，很多人受不了颠簸，都晕船呕吐了。这样3小时才过海，转入新港，水很浅，机器不能发动，船工用竹篙撑着前进，又折腾2个小时，才到海口泊岸。
　　大家在饭店过了一夜，第二天搭公共汽车去儋县县城那大。那时没有沥青路，是曲曲弯弯的泥路。坐的是木炭车，里面放几排长凳，没有靠背。木炭车是烧木炭的，这是很原始的汽车，用手摇鼓风机鼓风，然后泼上水发生气才能发动机器前进。每小时车速度不到30公里，从海口到那大要走2天，第一天在中途福山过夜。木炭车的动力很小，上坡很困难，经常要停下，司机助手下来用大的三角木块垫轮，防止滑坡，再摇鼓风机几次，气足了再爬坡，高一点的坡要停几次才能上到坡顶。
　　第二天到那大。1953年的那大根本没有现在的楼房，除了一座外国人留下的天主教堂洋楼外，全是低矮茅草房，没有旅店，饭店也很少，饭店卖的饭里没有蔬菜，光是一块2两重的大肥肉。我们到那大后，就要去联昌接管那大橡胶研究站。海南垦殖分局派车把我们和行李物品送到联昌那大橡胶研究站对面的牙拉河边。当时河水不大，车可以从河底的石块上开过，过河后，有个陡坡，车从坡底再往上冲，上一个陡坡后就到位于坡顶的那大橡胶研究站（以下改称为海南联昌试验站，简称联昌试验站或联昌站）了。
　　联昌站部四周被粗大的刺竹林所包围。老胶园中的草比人还高。站里最好的房子就是过去资本家留下的1座3层楼砖瓦结构的炮楼，每层只有5平方米，可以住人和办公，其余都是低矮的茅草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十人的队伍无房可住。只好在老胶园里搭起帐篷，支起帆布床和小帆布凳，作为我们的工作和住宿场合。开始对橡胶树进行选育种、生理割胶、土壤和气象等方面的研究。
　　联昌站环境特别阴湿，白天进入老胶园就像到了傍晚，光线很微弱。如果没有老胶工带路就会迷失方向，情况是很危险的。在胶园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二百斤重的大蟒蛇盘成一堆，一口能吞下一条小黄猄，还有追赶行人的几十斤重的南蛇。有一种毒蛇叫青竹蛇，背面绿色，腹部白色、尾巴是红色，缠在草上很难分清楚蛇和草，一不小心给它咬到，被咬的皮肤就会又肿又痛又红，人发烧，不及时治疗亦有生命危险。到了晚上胶园中野猪横冲直撞，给撞到了就有生命危险，还有黄猄的嚎叫声，景况是十分可怕的。白天雷雨一来，屋里就会看到半尺多长的黑色大蜈蚣。在牙拉河里，农民曾经捕捉到30多斤重的大鳖来出售，有时农民牵着五尺多长的巨蜥 (四足蛇)叫卖。附近马佬山上还有成群猴子在树林里蹦跳。这就是未完全开发的热带景观。
　　为了保护工人的健康，我向蛇医和草药医生学习，学到了用草药治毒蛇和蜈蚣咬伤的办法，一个晚上就能痊愈。但是，在联昌站还有比毒蛇、蜈蚣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恶性疟疾。一个青壮年得疟疾病后发2次高烧就会丧命。我们在接管联昌的两个月中，就看到一位老工人死亡；另一位青年胶工得病，发第一次高烧后，他知道死神已在招手，就赶紧游泳过牙拉河，步行十几公里到那大人民医院医治得救，结果拣回了一条命。
我们这个队伍的生活供应完全依靠那大。在台风季节，牙拉河水上涨，联昌站对外交通断绝时，就吃不到大米，只能用南瓜、番薯、木薯充饥，采摘野苋菜、革命菜来充饥。记得有一次河水涨几天不退，存粮已吃完。为了运粮，我们队伍中的年青人(包括当时我这32岁的青年)就到牙拉河边，在两岸两株大树上绑起一条钢丝绳，每人腰上绑上铁桶，手攀钢丝绳，下半身浸在河水内，一步一步攀到对岸，然后步行10多公里到那大，领到粮食后，雇车运到牙拉河边。我们中懂得游泳的人就一手扶着装有半桶大米的铁桶，一手划水把粮食送过河去。这样来回很多次才运完粮食，解决了全队人的生活。在台风季节，为了节约粮食改为一日两餐加番薯。大家生活很艰苦，但想到要把祖国橡胶事业搞上去，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为祖国做贡献时，大家不再考虑个人安危，团结一致，在艰苦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
　　橡胶树的常规选育种工作只能在海南岛进行。我自1953年开始，每年都要在联昌站工作8个月的时间，只有4个月在广州。每年都在联昌站高大的老胶树上进行人工授粉，这种高空工作是很艰苦的。树高都在29米以上，搭授粉架须有3层楼那么高。到了授粉季节，每天上午7～9点钟上树采雄花，放进有湿棉花垫底的小竹筒中，盖上盖子。到10点钟就带上水壶、干粮，把小竹筒套在脖子上，带把小镊子，爬到竹架上寻找含苞待放的雌花进行授粉。雌花不是同时成熟的，因此，还要在竹架上走来走去寻找合适的雌花，两脚跨在竹架上，双手进行授粉工作。一般郡是从上午10时起一直工作到下午2时结束，连续工作三四个小时。中午饭无法下来吃，便在树上啃几条木薯，喝口冷开水，这就算是吃中午饭了。五月雷雨季节，有时一声雷响，人还没有下到地面，倾盆大雨就泼下来了，经常浑身被雨水淋湿，活像个“落汤鸡”。
　　1953年联昌站里只有一个大草房，既是实验室又是集体宿舍。在泥地上打4个木桩，钉上2条横木，把大刺竹剖开打平，制成一块竹席，两头架在横木上固定住，就成工作台了。床铺亦是这样结构，只是地上打下6条桩，架3条横木，然后铺上“竹席”。凳子亦是如此，是固定地上不能移动的。当时我们这个基层研究单位的生活设施就这么简单，生活条件就是这样艰苦。
　　1954年，中央卫生部派来专家队伍到联昌站，协助防治疟疾。经过1年努力，在联昌周围4公里范围内，消灭了疟疾。当年在研究所的帮助下运来杉木，盖起砖瓦结构的实验室和少数宿舍。1955年找到日本人留下的旧铁轨，在牙拉河支流上架好2座桥，开通去那大的公路。这样，联昌站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才略有改善。
　　1957年，研究所党支部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到最艰苦的基层去工作，从而加强基层试验站的研究力量。我当时已是副研究员，经过一番考虑，认为：我从1953年起，年年来联昌站工作，吃苦惯了，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但是要把全家从繁华的广州市搬到穷山沟是有困难的。因为，不仅仅是自己生活困难，工作艰苦，而且还关系到儿女的前途、上学、教育等问题。但是当我想到，我是在1948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在上海入党的，而且看到过解放大上海战役中解放军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用大炮重机枪轰扫，怕打破大煤气罐引起全市大火，而是甘愿牺牲，解放军站到苏州河南岸向河北岸的国民党官兵喊话劝降，而一个接一个地被对方打死，想到他们为了人民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生命的大无畏精神，我感到惭愧，我的这点牺牲实在大小了。于是我就劝说爱人，我说：我的工作在海南岛，每年出差8个月，在家最多有4个月团聚时间，倒不如搬去联昌站，团聚的日子反而可以长些，而且和我同去的两个课题组的同志都是熟人，他们还可照顾我们家庭的……。她想通了，就和我一起，把全家搬到了联昌试验站。那时我被任命为第四届联昌试验站站长。我一到任就测绘了联昌站3000亩地界图；接收西庆农场2个生产队，合并成立三队，归站领导；并开通了公路。当年站里建了一批宿舍和1座外国专家招待所平房。
　　1958年3月，何康所长带领全所老小，下迁到海南岛那大。一个小小的联昌站一下子增加了160多人，就显得很难容纳；但联昌站是唯一基地，大家只能克服困难，挤看住下。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拉一块帘布就得住上两家；有些人没有地方住，就住进茅草盖的小厨房。当年老天好像要考验一下这批知识分子，不久便刮起一场10级以上的大台风，山洪暴发，大水冲进宿舍，家里木箱、凳子都漂浮起来。站里开辟的3口鱼塘受洪水冲击，堤坝全部崩塌，鱼儿在胶园中跳跃。……台风过后，清理胶园和住宅，晒干衣物。不几天又接到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联昌站在500亩老胶园采集20万斤橡胶种子，供农垦部门育苗。当时橡胶树的种子是十分珍贵的，人们曾把一粒种子比作一两黄金。当时党支部十分重视，动员职工各家大小一齐出动，都到胶园采种。于是，年青的爬树采果，年老的砍平高草，小孩就在地上拣新鲜种子。最紧张时，有几天是点起汽灯夜战的……就这样，经过10天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上缴任务。
　　1958年夏，华南农在宝岛新村开办海南分院，该校只派来7名教师，其他教员全部由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科研人员担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所党委就提出“一统四包三结合”的方针，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研究人员包研究、包教学、包生产、包推广，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科研人员既搞科研又当老师，和刚来的学生一起割茅草、编茅片、搭屋架、糊泥墙……几个月内就盖起一所茅房大学(后来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当时学生一面上课，一面参与科研。工人教学生芽接、授粉、割胶技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1959年是连续3年经济生活困难的第一年，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每人每月定量为19斤，而且一半以木薯干折合大米，有时还得吃发霉的木薯干。吃不饱饿得慌：竹子开花了，有人就打竹米充饥；有人爬树采摘眼镜豆，浸水去毒后食用；有人拾非洲大蜗牛，用草去掉粘液后煮食……没有蔬菜供应，所里规定每人每天摘3斤野菜送食堂，放到一口大锅内用清水煮熟后，再加把盐当蔬菜。那时根本没有油吃。就在这样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何康所长提出要活跃文娱生活，星期六晚上宝岛新村经常举行交谊舞会和音乐会，充满欢乐的气氛。
　　1960年2月9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所院视察，吃了所里用木薯粉精加工制成的糕点，参观了红专展览室，还和全体干部，大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在研究大楼前广场合影留念。2月10日，为研究所、亲笔写下了“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八个大字的题词，并为写了校名，鼓励师生员工艰苦奋斗，坚持搞好橡胶和热作的科研教学工作。就在这一年，在研究所的有关科研人员共同努力下，集体编著出版了第一本《中国橡胶栽培学》，填补了国内没有橡胶栽培专业教材的空白。
　　二、在党的领导下，遵循实践的路线，开创橡胶树育种科学研究事业
　　我们国家天然橡胶事业的创建是十分艰难的。按西方学者的看法，橡胶树只能生长在南纬10度到北纬15度的地区，跨越这个范围就是植胶禁区。我国老一辈爱国华侨几次从东南亚国家带回橡胶种子和胶苗在云南和海南省种植，亦遭到多次失败，最后才创建了胶园。这些开拓者中有云南德宏自治州土司刀印生1904年从新加坡引种橡胶苗到云南盈江种植成功；华侨何麟书1906年在海南岛乐会县建成琼安胶园；华侨区慕颐、何子春1907年从马来西亚引种胶苗建立侨兴胶园。通过这些老胶园把橡胶种子传播出去，到解放前海南岛建立了383个小胶园。1952年起，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和陈云副总理的运筹规划下，在华南大力发展橡胶，打破了禁区，并取得了我国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植胶的成功。发展天然橡胶当时是事关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巩固国防的大局。许多知识分子怀着高度的爱国热情，积极相应党的号召，投身于植胶事业。我在这种形势下成为我国第一代橡胶树科研工作者之一。
　　橡胶事业发展初期，因为缺乏经验，曾经三起三落；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橡胶事业才在华南地区稳步发展。对橡胶树这种陌生作物进行选育种研究，我是以毛主席的《实践论》为指导，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线，曲折前进的。
　　1953年，我们在苏联专家指挥下工作。他们自己也没搞过橡胶育种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他们的指挥也一度造成极大的失误而使我们走了弯路，误了时间。较早以前，我国已有少数爱国华侨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外引进一些优良品种，但是当时专家说我们不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品种，要自力更生自己培育品种。他要我们到383个小胶园中去选出高产母树，用树冠枝芽进行芽接繁殖无性系。他说这些无性系的产量将比现有实生树高1倍。于是，1954年，我们组织了一支选育种队伍，分片进入小胶园挑选优良母树。当时交通工具很差，汽车只能通过大的市镇，到小胶园还得背上几十斤重的行李，每天步行二三十里路，路上没有招待所，没有饭店，人烟稀少。我们饿了就吃随身带的番薯、木薯,喝凉开水，吃咸鱼片——这就是用餐。晚上找个破庙、祠堂，将地面扫一下，地上铺上大油布，打开行李，挂起蚊帐，就席地而卧。进小胶园首先得带上砍刀把比人还高的杂草砍掉，才能看到小路。人进入胶园后，衣服全部被露水打湿，但谁也顾不得这些，靠太阳和人的体温把衣服烤干。我们找到割胶工，在他们的协助下，找出高产树，进行登记和描述。从1954年至1957年共选出了2000多株优良母树，繁殖了无性系。按洋专家的指示，在5个国营农场建立了5.8万亩试验区。在工作过程中，根据培养芽条的工人报告，高产树锯顶时流胶很少；管苗圃的工人说，高产树无性系芽接苗用小刀刺，流胶不长。这就引起了我们思考，对专家说的产量提高1倍发生了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1957年，苏联专家回国了，我们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开这个谜。我们用联昌站的30多株高产树，从树干低部向上每隔2米开一条线割胶，发现越到上面胶水越少。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参照多年生植物的阶段发育理论，认为，树干割胶低部位是发育阶段的幼态部分，而树冠高部位则属老态阶段，两者是不同发育阶段。幼态的高产是不能由老态无性系表达的。经过验证，证实无性系的产量和树冠割胶部位的产量呈极显著的相关关系。果然，后来在农场的5.8万亩试验区割胶，平均产量不是增产1倍而只是普通实生树的97％，在2000个无性系中，具有相当于国外高产无性系水平的只有2个，高产品种的选出率只有O.1％。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我们另选250株高产树，注重树冠部位产量鉴定，有一定产量的树选出来繁殖无性系，结果平均产量比普通实生树高28．6％，达到国外高产品种水平的有28个，高产品种选出率提高到11．2％。根据试验结果，我们就提出“报、看、打、割、评”选择优良母树的五字选种法。事实证明，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后来我们查阅国外文献，发现专家要我们进行的优良母树选种法，是　　东南亚国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采用过的，结果完全失败。
科研部门以试区中选出O.1％的高产无性系为亲本，进行杂交和无性系繁殖，经过几个世代的努力，由普通实生树株年产干胶1公斤提高到高产品种3～4公斤，最高产的达到6～8公斤。
　　那时的洋专家的一句话，我们吃了3年苦，而且浪费了8年时间，一事无成！事实告诉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不能盲目崇拜权威，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应该在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搞创新研究，才会有成就。
　　“吃一堑长一智”。当时的农垦部吸取历史教训，为扭转育种方向，提出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经国内适应性试验，反应好的就地推广种植，并指出要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的基础上交替进行有性杂交和无性繁殖，培育我国高产品种。1962年全国橡胶育种工作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已发生了良好结果。全国使用优良国外无性系和国内抗风、抗寒性能强的无性系后，使全国产量从普通实生树株年产1公斤提高到3.2公斤。北部有寒害地区国外品种GTl，IAN873成了当家品种；南部风害地区国外抗风高产品种PRl07当了家；轻灾地区国外高产品种RRIM600当了家。而以国外高产品种为亲本的杂交后代无性系已有4个，产量跨越国外名牌高产无性系RRIM600，20％以上，现在我们已基本引进各国高产品种，拥有很多和国外相似的杂交亲本组合。虽然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起步比国外迟了30年，但经科研工作者的努力，现在的差距缩已短到10年以内，而且橡胶花药体细胞植株诱导，培育三倍体方法，苗期产量预测，幼态无性系培育等课题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1960年，农垦部派我去斯里兰卡，长驻大使馆任商务秘书兼管国外橡胶优良品种引种。2年时间里，我通过种种方式，引进了国外优良无性系120个，分到我国各试验点。当时国内指定由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统一领导布置华南4省的21个国外无性系适应性试验点，规定引回优良品种芽条，增殖1年就要分送到各点种植。由于老的繁殖方法速度慢，跟不上形势需要，1962年我回国后就找国外文献，发现马来西亚有一种用绿色芽片快速繁殖的方法。我立即翻译后印出小册子送到各育种单位，同时我和工人一起亲自进行芽接实践。文献中说一个小侧枝上只能用3个鳞片芽，所有叶芽因剥不出芽片，不能利用。在实践中情况确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国工人还是聪明的，把芽条倒过来剥芽，就可把叶芽片剥出来使用了。这样一条侧枝就从原来只用3个芽片增加到15个芽片，加上我们发明的其它措施，使一根芽条经过1年繁殖可以增加200倍，而常规老法芽接一年只增加20倍。因此，我们用外国的科技成果，加上我们在实践中的创造，快速繁殖技术就远远跨越了外国。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不应该把引进的国外技术，照搬照套，而应该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才能使我国赶上和跨越世界水平。
　　1960年，我根据多年生木本植物阶段发育理沦，以为把高产树基部锯断，取萌枝芽片繁殖无性系就可获得和母树同等高产。经研究所批准，我在联昌站锯掉10株高产树，等了半年多不见发芽，个别树抽出的芽，不久便死亡了。因而，我的试验遭到极大挫折。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此被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黑牌，几经批斗。
　　痛定思痛，我反复寻思：试验究竟是原理错，还是我的工作未做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试验后，发现这些40多年生老树的原生皮早就在割胶时被割去了，芽是长在原生皮上的，既然原生皮被割去，当然就不可能再发芽了。至于萌发出的休眠芽又死亡的问题，经解剖表明，这种休眠几十年的芽已为形成层组织向外推移，和形成层联系很少，当然得不到养分和水分供应，而逐渐死亡。——问题答案找到了！通过试验研究，我又发现，从大树基部取出的休眠芽，必须芽接到大砧木上，依靠砧木的养分和水分供应，才能成活长大。
　　据查阅，国外文献上只有记载从3年生幼态芽接树基部取芽而芽接成功的事例。这种芽可遗传母树的产量和其他性状。但对于年龄再大的树，因为树皮太厚就不可能取芽芽接。为了突破这一技术难关，1974年，我和工人们一起商讨如何才能从6年生树取出休眠芽。经反复研究，终于设计出一种打芽器，成功地从8株6年生树基部取芽芽接。同时从同一株树4米高的树干上取芽芽接，开始形成8株树的低高部位芽芽接树。我们分别称之为幼、老态芽接树。由于当时学术思想上的不同观点斗争激烈，可能也由于为慎重起见，上级领导不同意橡胶树阶段发育与产量关系这个课题研究。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这种芽接树没有人管理。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把这个课题正式列为研究课题。但是4年荒芜，只留下3对树是有完整产量记录的。割胶8年的事实证明，幼态芽接树比老态芽接树产量高52％，生长快24.8％。这一结果和国外橡胶育种过程中出现的同一品种在初级系比(幼态阶段)的产量比高级系比(老态阶段)的平均产量高50％以上的结论完全吻合。但是就以现在所有推广品种都是老态无性系的情况看，实际上我们已经丢弃了50％以上的产量，十分可惜！何况有的品种幼态阶段的产量比老态阶段高二三倍，甚至几十倍。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推广了幼态无性系，将使世界橡胶的产量大幅度提高，那前景一定是十分美好的！现在我们己基本摸清如何保持和繁殖幼态无性系的方法，可以持久保持繁殖产量不变，即保持幼态无性系的产量与原母树相似。
　　1984年，当我们将从6年生橡胶树基部取芽芽接成功的研究结果在法国蒙比利埃IRRDB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宣布时，即引起国际上重视,许多国家纷纷要求我们传授取芽的方法。1986年我们进一步努力，已成功地从有已知4～5年特高产的12年生的幼态无性系和14年生的亲本实生树基部取芽成功，而且已大量繁殖作生产性试验，已种下500多亩。1990年我代表课题组在云南昆明IRRDB召开的国际橡胶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研究报告（收入论文集）。这个课题研究，经部级专家们鉴定认为，是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事实再次证明，我国的工人阶级是聪明的，是能为国争光的。
　　三、祖国热作事业要更大发展，希望青年一代继承前人的成果，创新热作科技
　　我们老一代热作科教工作者和广大热作垦区干部职工，做了我们这一代该做的事，作了我们这一代该作的努力。我们开创了祖国的热作事业，我们将祖国的橡胶生产从旧社会的3.63万亩、年产干胶199吨，发展到1990年的902万亩，占世界41个产胶国家的第四位，年产干胶26万吨,占世界第五位。目前，世界上传统植胶区的土地已基本开发完毕，今后世界天然橡胶产量的增长要部分依靠非传统植胶区来实现。我国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植胶成功经验，已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这一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
　　我们华南热作“两院”经过艰苦创业，从500亩老胶园已扩大到拥有近5万亩的试验实习农场，从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草房大学，发展成为规模较大、设备较齐全的热作科教基地。
　　郭沫若同志1961年3月4日来所院视察时的题诗中有这样两句——“先秦典籍传儋耳，现代宏图奠永基。”由此，我们想到，老一辈热作科教工作者和热作生产工人的几十年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开创、奠基工作，这就是热作事业现代化的开创、奠基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开创了热作事业，奠定了热作事业的基础；中年一代人在我们的基础上作了新开拓和新发展。祖国的热作生产还要有更大更新的发展，举例来说，现在全国橡胶树平均年亩产干胶才54公斤，而先进国家可达100公斤；我国的咖啡平均亩产咖啡豆还只有15公斤，而我们引进的国外高产品种亩产可达150公斤以上；我国椰子每年每株产椰子15个，但引进的高产种可达60～100个；腰果亩产10公斤腰果仁，而培育出来的最优无性系已达到91公斤以上。如何把橡胶热作高产品种普及推广到广大垦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就有大量科研工作等待着年青一代去钻研，去创新。现代化的宏图要靠你们的青春和汗水来描绘。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一代身上。我们坚信，中华民族必将以她更加伟岸的身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